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和日本民族一样，很难完全理解像禅这样中国化的事物。尽管ZEN是一个日语词汇，日本也是现代禅学的故乡，禅佛学却是中国唐代的产物。我说这些并不是要无休止地继续讨论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一些无法沟通的微妙之处。道理很简单，那些迫切想要证明自己的人通常无法理解那些从不试图证明自己的人。禅的创立者是和老子同样的人。几个世纪前，老子曾经说：“善者不辩，辩者不善。” 急于证明自己的人经常会让中国人感到愚蠢可笑，因为儒家和道家――尽管在其他方面他们的哲学观有诸多不同――他们却一致欣赏那种“不假装”的人。对于儒家来说，有一颗人性的心远比正义和正直更珍贵。对于伟大的老子和庄子而言，很明显，当一个人“对”的时候，他不可能不“错”，对和错就像纸的正反面那样不可分割。

西方人听来，这些话可能都有些愤世嫉俗。而儒家学者对“理性”和妥协的赞赏，看起来也像是缺乏原则性的软弱行为。实际上，这些恰恰反映了儒家对我们所说的“自然平衡”的非凡见解和尊重。人类和其它所有一切――这个全局的宇宙观即是“道”，在其中，正与邪、创造与毁灭、智慧和愚蠢像两极那样共存而不可分割。《中庸》中说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所以，智慧并不在于能够将“正”从“邪”之中剥离出来，而在于学着驾驭它们，一如软木那样能在浪尖波谷自如穿行。中国文化中，人们相信“人性本善”，这对于在希伯来和基督教文化长期教化下成长起来的西方人来说太奇怪了。同样，中国人也总是认为一个自我猜疑的人当然也不能相信他的“猜疑”，这样必然导致令人绝望的困惑。

虽然出于不同的原因，但日本人对待自我也像西方人那样不自然，表现出比我们形而上学的原罪感更加尖锐的社会羞耻感。这一点在最推崇禅宗的日本阶层――武士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我非常赞同Ruth Benedict在他的作品《菊与刀》中的说法，禅之所以对武士阶层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正是因为禅的力量能帮助他们摆脱幼年教育时期养成的极端懦弱的自我意识。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自我假想意识造成了日本人强烈的与自我竞争的冲动，这种冲动渐渐转化为一场自我约束的耐力考验。尽管禅的诱惑在于它带来的摆脱自我意识束缚的可能性，日本人却认为禅是以火灭火，以观察自我、将自我带向爆炸的极限进而超越自我。以唐朝著名禅师临济的观点来看，日本禅院僧侣的修行与真正的禅相差太远了。临济说：“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著衣吃饭。困来即卧。愚人笑我。智乃知焉。”同样，一些西方禅试图用这种哲学为自己的波希米亚式生活开脱的做法也与临济的话差之千里。

在过去的２０年，西方人对禅的兴趣日益浓厚不无原因。禅宗艺术对于西方“现代”精神的吸引，铃木大拙的作品，美日战争，令人着迷的禅故事，以及抽象化、实验化哲学在科学相对主义风潮中的兴起，都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些人也会提到禅和一些纯西方思潮的密切关系，比如维根斯坦因的哲学、存在主义哲学、一般语义学、沃尔夫(B. L. Whorf)的纯理语言学，以及科学和心理学界的一些哲学思潮。在带有政治色彩的基督教宇宙观和把自然界变成机械帝国的科技中，人往往会对自身产生陌生感，因为两者都折射出一种哲学体系，在其中，人被定义为有意识的智慧体，站在自然之外掌控自然，就像上帝――在这个构建者看来，人类是被设想并创造出来的。在怀疑当中，人们开始感到不安：我们从外部控制世界的企图会造成恶性循环，我们注定会被如何去控制“控制”和如何去监督“监督”困扰而永难安眠。

对于那些寻求人与自然再次和谐共存的西方人来说，这种诉求不仅仅限于禅的自然主义――在马远和雪舟的山水画中，禅是一种精神上的而又世俗的艺术，以自然为媒介传达其中的奥妙，你甚至无法想像能将禅中的世俗与精神分开。西方文化一向把精神和物质、意识和无意识分的很开，禅却给出了一种全新而深刻的整体观。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禅中蕴含的中国式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比印度佛教或吠檀多更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印度佛教和吠檀多在西方也有许多信奉者，但他们大部分都像是另一种形式的基督徒，投向别的看似比基督教超自然主义更加可信的哲学，从而继续对基督圣迹的追寻。在印度佛教中，一个理想的人显然是个超人，是一个完全能够掌控自身本能的瑜伽大师，非常像科幻小说中出现的理想人物――超越人类的人。但是佛或开悟的习禅者“只是平常无事”；很幽默的，这是一些流浪的禅僧，正像梁楷描绘的那样。我们喜欢这个，因为在我们的世界里这是第一次，一种观念认为圣人并不那么遥不可及，他不是超人而完全是一个人类，更重要的是，他甚至不是一个严肃和禁欲的修道者。此外，鉴于我们与宇宙的“原始的不可分性”，无论禅的开悟体验多么难以捉摸，它看起来却离我们很近。甚至我们都会碰到那些开悟的人。他们不再是喜玛拉雅山上的神秘主义者，也不是瘦得皮包骨头、在修道院苦习的瑜伽修行者。他们和我们一样，美国和全世界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能够更自如地脱离瞬息即逝和不安的人世苦海。

但是，那些被禅所吸引并能深刻理解它的西方人必须具备这样一种不可或缺的资质：他必须彻底理解自身的文化背景，这样他才不会在潜意识里被这种背景影响而摇摆不定；他必须真正地和上帝耶和华以及他的希伯来－基督教意识达成协议，这样他才能毫无恐惧和背叛地接受或拒绝；同样，他也必须消除证明自己的欲望。缺少这些，他的禅只能是“垮掉派”的，或者“方形禅”，或者只是对西方文化和社会秩序的某种反抗，或者仅仅出于某种自负和尊重。禅远不止仅将思维从固有模式中解放出来，更不是离经叛道或者沿袭异国风俗。简言之，西方传统思维认为宇宙和自然万物都是有语言意义和文化象征的概念化的物体、时间和价值观。对于道家和禅来说，世界被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一部分都不能从其中剥离出来，万物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六祖慧能说：“本来无一物。”因为他意识到，物只不过是形式，而非本质。物存在于思想的抽象世界里，而非存在于自然的实体世界中。那些真正感知和体会到这一点的人将不再会感到自我，除非是概念上的自我。他意识到自我只不过是一种社会角色，一种根据所接受的教育而选择的属于自己的特定身份。（比如说，为什么我们经常会说：“我认为……”而不是说：“我扪心自问……”）看穿了这一切，他就不会受缚于他所扮演的角色。他并不是突然换了个新角色或者干脆不玩了，他只是开始玩的很酷。

就像我认为的那样，植根于纽约和旧金山时髦的爵士夜生活，“垮掉”的心态来得更广义化也更模糊。它是年轻一代对“美式生活”的拒绝，这种反抗并不想推翻现存的秩序，而只是简单的转头走开，不求以建功立业来证明自己，而是从个人体验当中获取人生的意义。与之截然不同的是“死硬”心态和其它一些被社会传统误导的意识形态，他们忽视了对与错的相互关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的相互需要，忽视了他们清教徒与纵欲者相混杂的内心，或者也可以说，他们弄不清教会与犯罪集团对待反赌博法的不同态度。

垮掉禅是一种很复杂的现象。它被用作于解释艺术、文学和生活上的奇思怪想，它也是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品评学说，或者是像艾伦金斯堡、斯奈德尤其是凯鲁亚克在诗里表现的那样，是在“挖掘宇宙”。但是据我所知，垮掉禅总是显得过于关注自我、过于主观，按禅的味道来看也过于尖锐。其实如果是个哲学家也就罢了，但是当诗人（金斯堡）说：

活在
这个物质世界
 一分一秒

我必须写下
  每一个重复的念头－
 来停止每个敲打的秒

这对于禅来说太隐讳太说教了。禅只会把事物本身递给你，它并不会加上这么多评论。

   大海变暗；
    野鸭子的叫声
     显得苍白模糊。

此外，当凯鲁亚克说出他哲学的最终宣言：“我不知道。我不在乎。这没什么不同。”－真相大白了。他这些话中的敌意和自我辩解太明显了。因为按照禅对传统观念的超越及其价值观，你根本没有必要去说：“去死吧”，也没必要带着暴力意味去强调事物的本来面貌。

垮掉禅这种潜在的新教徒式浪荡生活严重影响了死硬派的习禅者。死硬禅在日本创立了它的传统，等级分明，纪律严格，通过严格考验才能达到开悟。尤其特别的是，它是由在日本修行的西方人通过长时间的研习传到西方来的。

但在死硬禅和长老会教派或扶轮社（Rotary Club）那种普通的“死硬”之间有明显区别。死硬禅更加富有想像力、更加敏感也更有趣。但它仍然是死硬的，因为它仍然坚持对净身体验的追求，通过追随先行者的脚步达到开悟。甚至还会发给你证书挂在墙上。

在这两种极端并没有真正的矛盾。任何一种精神运动都会被被滥用或扭曲。真正构成禅的开悟体验是永恒而宇宙性的，它不会被这些扭曲所伤害。没有必要去警告垮掉禅的极端行为，就像布莱克说过的那样：“坚持干蠢事的傻瓜终将变得聪明。”对于死硬禅来说，“权威的”精神体验也有薄弱之处，这就必然产生一些不需要“先人足迹”的真正和特别的东西。

我认识一些这两种禅的追随者，他们都有过开悟体验。既然没有真正获得开悟的“道路”， 所以选择哪一条路都没有太大差别。

但是这两派的真正争论是哲学性的，是关于工作拯救论和信仰拯救论这一古代议题的现代形式，或者按照印度人的说法，是猴子和猫之间的争论。小猫不用费力，因为猫妈妈会叼着它们。小猴子则很辛苦，它们必须紧紧抓住妈妈的毛。这样说来，对于垮掉禅，他们不用努力，没有纪律，不必刻意努力获取开悟或者成为某种东西。但是对于死硬禅来说，没有大师长年严厉监督下的冥想练习，决不克可能开悟。在17世纪的日本，这两种态度的典型代表是禅师Bankei和禅师Hakuin，而正是Hakuin一派胜出，决定了当代日本临济宗的特点。

（临济宗是西方最为熟悉的一派。曹洞宗在技术上与之有所不同，但和Bankei派相比，仍然比较接近临济宗。但是，Bankei派并不是确切意义上的垮掉禅，正像我已经描述的那样，因为除了他所说的无计划地生活和追求开悟的所必经的一些蠢事，他当然不提倡毫无章法的任意妄为。）

两种道路都可以达到开悟。开悟只是对感觉采取“不把握”态度地进行体验，如果最大限度地去控制方向以达到这种模糊的目标，控制力反而会被渐渐消耗。但是造成西方人对“有为”的认识和对意志力的怀疑，并不仅仅来源于他们对于自身文化过于熟悉而造成的固有惰性。当涉及到对于基督神学的理解或对于现代精神病学所取得的研究结果时，西方的死硬禅者往往显得很稚嫩，因为这两者长久以来都与意识的不可靠性和潜在矛盾性紧密相连。基督神学和现代精神病学都对放任自流、“故意不合作”或接受某人的矛盾性以逃避矛盾性等行为所造成的恶性循环提出了问题，对于任何了结基督神学和现代精神病学的人来说，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中国的禅师和像Bankei这样的人，以一种非常直接和刺激性的方法来处理这些问题。但是当Eugen Herrigel的日本箭术师傅被问道：“我如何才能有目的地放弃目的？”他只能回答说以前从来没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他答不出来，他只好花五年时间去盲目地摸索答案。

对于那些对自己知之甚少，特别是那些还没有认清自我并从自我中成熟起来的人而言，国外的东西总显得很有吸引力，常常被他们放到很高的位置上去鼓吹。所以那些潜意识中具有基督教思想的人很随便地把垮掉禅或死硬禅拿来证明自己。一些人想用某种哲学来替他证明他喜欢做的事都是正确的。另一些则需要某种似是而非的权威――非基督教也绝非精神病学的――来拯救自我。此外，日本禅学的氛围能使人远离童年中关于天父和耶酥的不快联想――尽管据我所知，许多日本人对于自幼便被灌输的佛教也有同样的感觉。但是对于那些面对上帝或一个家长式社会，幼稚的寻求自我证明的人，他们的境界远达不到理解禅宗的真正含义。

中国古代的禅师对道家学说有很深的理解。他们将自然看做一个独立的整体，以自然的运行方式看待万物和所有体验。这样，他们就能够按照自己的本来面目承认和接受自己，从不需要什么来证明。无需自我防卫，也无需为逃脱谋杀而辩解。

他们并不吹嘘禅，也不认为自己与众不同。相反的，他们的禅是无为的，没什么特别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但是当禅和波希米亚混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件“大惊小怪”的事，以至于被认为必须要跑到日本的禅院里去修行、或者要每天打坐5个小时，进行一些特殊的训练。我也承认，所有关于禅的喧嚣，甚至包括这篇文章，都是大惊小怪――只不过没有那么严重罢了。

说了这么多，我也要为这些禅疯子说些好话，不管他是垮掉派的也好、死硬派的也好。为禅痴魔也没什么问题。如果你一心习禅，没有必要装作你不习禅。如果你真的想到一个日本的禅院呆上几年，也没有什么理由说你不能去。或者如果你只想花时间跳货车或者痴迷查理帕克，没问题。这是个自由的国家。

   在春天的图画上没有好
      或者坏；
   开花的枝桠自然生长，有的长，
      有的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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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t zen : 我不知道怎么翻好，还是翻成垮掉禅

square zen : 香港翻成方形禅，我翻成死硬禅，觉得比较摇滚……

欢迎揪错！！